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题：职业俱乐部要改变股权一家独大

　　——“中国足球走基层”系列调研之一

　　新华社记者公兵、许基仁、肖世尧

　　2020年11月12日，江苏苏宁首次登顶中超，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第九支捧得中超桂冠的俱乐部球队。一时风光无限。

　　但是，仅仅108天后，这家中超新晋冠军俱乐部却宣布停止所属各球队运营，给中国足球带来了负面影响。

　　原苏宁俱乐部退出足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母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这种因单一股东发生经营困难而造成俱乐部解散或退出，已成为中国足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2015年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就提出，尝试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

　　新华社记者近期在多省市进行了调研采访。多位受访者表示，推行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会给中国足球发展带来新的希望。但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如何评估和处理历史债权债务，如何吸引投资人进入，如何保证俱乐部专业化运营并提高决策效率，如何把握国企民企占股比例等。

　　俱乐部大面积退出或解散原因何在？

　　2020年和2021年，共有22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退出或解散。如果从1994年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改革算起，则有近百家俱乐部退出或解散。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俱乐部股权结构单一，俱乐部生死命脉维系在一家企业身上。记者查看了当前16家中超俱乐部的股权结构，多数结构单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偏高。

　　具体到原江苏苏宁俱乐部等的退出原因，受访者认为：一是大笔投资没得到市场认可和回报，而持续性投入又拖累母公司；二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加上目前俱乐部投资者多以房地产为主业，自身盈利能力减弱。

　　股权多元化改革正当其时

　　职业俱乐部股权多元化结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外联赛不仅早已有之，而且多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政府或足协统一制定规则，且带有一定强制性。如日本J联赛创立之初俱乐部全部由工业财团赞助，球队也以工业财团命名，但单一资本使得俱乐部发展陷入困境。此后，日本足协引导地方政府、企业、社区和个人进行多元主体投资，同时要求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J联赛改革后，增加了稳定性，俱乐部的受关注程度和球迷忠诚度提升，繁荣了职业足球市场。

　　一名中国足球权威人士表示，俱乐部股权结构必须多元化，多元化不意味着一定要以国企为主，但多元化可以形成制约，否则原江苏苏宁俱乐部退出这种事情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多名中超俱乐部高管均认为股权多元化改革非常必要，一是俱乐部的决策、投入和运营会更加理性，新的投资人进来后会对俱乐部提出要求，比如成绩目标、管控方式、盈利能力等，会迫使俱乐部管理团队提高能力和水平；二是有了托底可能，即便一家股东出现问题，也不至于让俱乐部顷刻间瓦解。

　　但是足球股改应当实事求是，追求效果导向，分地域、分阶段推行，而不是为改而改，更不应强制股改。

　　俱乐部股改意愿几何？

　　职业俱乐部股东尤其是大股东愿意股改吗？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多数俱乐部支持股改。

　　正在着手推进股改的河南嵩山龙门（原河南建业）俱乐部投资人、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说，只要对河南足球有利，对中国足球有利，我们就责无旁贷，全力配合，不计得失。

　　上海申花俱乐部董事长吴晓晖表示，申花俱乐部实际控制人绿地集团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申花拥护股权多元化改革，也愿意先行先试。上海海港俱乐部（原上港俱乐部）同样也对股改持欢迎态度。

　　北京国安俱乐部虽然也有意愿，但在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改革中，出于保住北京球迷强烈要求的“国安”名称的需要，完成了由两家股东变成单一股东的变革，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中赫集团董事长周金辉表示，在完成对中信持有国安股权的收购后，将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

　　俱乐部现有投资者有股改意愿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只有俱乐部自身具有“造血”能力、成为优质资产，才会吸引新的投资者主动进入。但目前俱乐部的“造血”能力仍有待提升，既需要中国足协和拟成立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职业联盟）统筹规划，也需要俱乐部自身改革挖潜，更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扶持。

　　七大问题待解

　　在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尚有七大问题有待妥善解决。

　　——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广东省体育局局长王禹平表示，如果国企入股俱乐部，还是要有政府的介入和推进。

　　政府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或许可以从国外联赛中得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