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题：没有强大的地方足协就没有强大的中国足协

　　——“中国足球走基层”系列调研之四

　　新华社记者张悦姗、公兵、肖世尧

　　2015年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中提到，地方足协应与当地体育局“脱钩”，并参照中国足球协会管理体制调整组建，接受中国足球协会行业指导和管理。

　　足球发达国家都有相对健全的足协体系。中国幅员辽阔，能否建立一个覆盖面广、扎根基层、自主高效的地方足协体系，是能否把“足改方案”落到实处的关键。新华社记者近日围绕地方足协改革问题进行调研。地方足协人士普遍认为，地方足协“脱钩”并不理想，有些地方形式上“脱钩”，但财务、人事、管理等体制机制并未理顺，发展受到制约。

　　缺钱，如何开源？

　　采访中，多家地方足协反映“脱钩”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不足，政府购买服务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自身造血能力不强。

　　很多地方足协反映政府购买服务不包含人力成本。“承接一个项目总得有人来做，人力成本必不可少。但购买服务项目不能列支人力成本。”某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北京市足协为例，该协会在2017年与体育局脱钩，25名专职工作人员与协会签订工作合同，实际压力很大。

　　此外，多位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对地方足球改革发展资金保障措施不力，地方财政支持足球发展的很多政策没有兑现。“拿着足协的文件去找财政局，财政局不认”的现象屡屡出现。

记者调研发现，发展较好的地方足协一般都拥有优质资产，包括平台公司、物业或基地等，运营资产的收入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足协的造血功能。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体育局足管中心的资产无法直接划拨给地方足协，目前多是签订合同采取无偿交予足协使用的管理模式，各地情况差别较大。多地足协表示，希望能出台更明确的“脱钩”后的资产管理办法。

　　除了配置资产，俱乐部“开源”的方式还包括设立专项基金。陕西省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认为，应该设立引导、奖励资金，将表彰奖励向基层倾斜，也能激励他们进一步发展。北京市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刘军建议，发挥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统领作用，制定区域性专业资金保障政策；对完全脱钩的城市设立足球发展专项扶持资金。

　　足改要打通“最后一百米”

　　一些受访者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足改方案”认识不足，不能对足球改革给予足够支持。广州市足协是全国最早脱钩的地方足协，主席谢志光表示，足协开展工作时也会遇到一些不被承认的情况，比如和某些政府部门对接时，对方会要求我们先找体育局。

　　“以前我们搞比赛报到公安局，必须通过体育局，现在好了一些，可以直接报了。但是还有一些部门要求必须通过体育局，多了一道流程，时间又长了一些。”据记者了解，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

　　大连市足协负责人认为，我国社会治理方面长期以来比较弱，所以地方足协“脱钩”后以社团法人身份开展工作困难重重。

某直辖市足协负责人说：“足改最后100米比最后一公里更重要，不能宏观大刀阔斧，中观四处碰壁，微观寸步难行。”

　　地方足协改革两极分化

　　与中国足协本身的改革相比，部分县市级足协的改革更为困难。

　　郑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足协换届的时候也按照“足改方案”尝试改革，聘请社会人士担任足协主席，广泛吸纳企业等社会各界热爱足球的人士参与，但实际上市级协会资源还是较少。改革以后，各方面的工作没有完全按照管办分离和与政府“脱钩”模式进行。开展足球青训、校园足球也是政府出面做得更多，足协还没有实现独立运营。

　　“向下抓足球工作没有抓手”是多位省级足协负责人的共识，其核心原因在于县级足协体系建设不完善。部分经济发达省份的县级足协成立比例都只有60%左右。

　　即使是已成立的县级足协，也遇到很多发展困难。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试点县的陕西省志丹县，收入基本来自县财政局，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获得。由于县里财政紧张，也影响到了对足球的财政支持。

　　“志丹这里的足球培训很难收费，都是公益的。”县足协副主席姚功辉说。

　　对地方足协陷入的改革困境，陕西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认为，地方足协自身也不应被动地“等靠要”。他认为，地方足协只有自强，才能有立足之地，“我总结了几点，（地方足协应该）认为是对的就去做，坚持自己的想法，先做后看，有为才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