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题：职业联赛如何变得更“职业”

——“中国足球走基层”系列调研之二

　　新华社记者肖世尧、许基仁、公兵

　　从1994年开启职业化改革至今，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始终在面对“不够职业”的拷问。新华社记者近日围绕联赛热点问题进行了调研采访，探究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到底路在何方。

　　“股东借债”现象缘何而起？

　　2020年底，中国足协一纸通知，“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改革拉开帷幕。俱乐部名称易改，难以改掉的是“企业联赛”的实质。

　　多位足球界人士表示，很多企业投资俱乐部除了期望广告效应外，同时也是为了从当地政府获得“对价回报”（如商业和土地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一旦母公司无法获得预期回报或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俱乐部就将成为牺牲品。

　　过于依赖母公司注资，使得职业联赛出现了“股东借债”的现象——即母公司每年以借款形式将资金注入俱乐部，与俱乐部形成债务关系。据了解，各级联赛有多家俱乐部都以此模式运营，一旦母公司无法继续注资，俱乐部多则背负数十亿债务，难以引入新股东。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极不健康的运营模式。

　　股东借债的形成有其特殊原因。多位俱乐部人士介绍，俱乐部是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俱乐部资金来源大部分为母公司税后利润，俱乐部使用资金（如薪酬发放等）时还需纳税，实际上形成重复纳税，以借债形式注资可减少纳税。

　　中国足协权威人士认为，股东债务已成为未来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一大阻碍。“股东债务实际是俱乐部经营亏损，不可能让新股东进来承担。这涉及到资产如何评估的问题，如果一刀切下去企业肯定会有反应，但不切这一刀改革就难以推进。”

　　原河南建业俱乐部是少数未采取股东借债模式的俱乐部之一。俱乐部董事长代纪玲介绍，由于俱乐部遗留债务问题较少，同时建业集团愿意零作价转让股权并承诺承担历史债务，使得俱乐部能够在今年初顺利引入郑州和洛阳国企注资，率先实现股权多元化，保障俱乐部稳定健康发展。

　　欠薪问题因何难解？

　　欠薪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足球发展的痼疾，也是中国足球“不职业”的具体体现。

　　为打击欠薪行为，中国足协出台了严厉的“工资奖金确认表”制度。如果俱乐部不能如期提交所有球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签字的“工资奖金确认表”，俱乐部将被取消联赛准入资格，但实施效果还是打了折扣。有些俱乐部先劝说球员签字确认“已领取全额工资”，等准入完成后再来解决球员欠薪问题。

　　为何会有球员在欠薪的情况下选择“领款”签字？究其根本，是因为球员讨薪的司法救济途径不畅，一旦俱乐部因无法完成准入而解散，球员们损失会更大。

　　体育法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

　　代理过多起欠薪官司的京师律师事务所刘正航律师介绍，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俱乐部解散，不具备法律强制执行效力的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无法做出有效处罚。球员只能通过劳动仲裁或法院起诉讨薪，但大部分情况下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都以“体育法规定由体育仲裁机构调解”为由不予审理。在此情景下，球员欠薪案件往往会陷入“三不管”的境地。

　　刘正航建议借鉴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运行机制，尽快成立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的中国体育仲裁法庭。

　　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明则建议，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或颁布司法解释，为劳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依法处理球员、教练员等欠薪、培训案件提供相应指导依据。不过关于球员、教练员等注册、转会等身份问题属于体育行业自治范畴，司法机关不宜介入。

　　财务平衡如何实现？

　　俱乐部过于依赖母公司输血、债台高筑的背后，折射了职业联赛收支的严重不平衡。据统计，2018赛季，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支出超过11亿元人民币，但平均收入不足7亿元，年平均亏损超4亿元。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曾表示，要用3到5年实现财务平衡。“只有做到财务平衡，或者将来有盈利了，才会吸引更多投资人参与进来。”

　　2020年底，中国足协颁布了新的限薪、限投政策，中超俱乐部每年支出不能超过6亿元，国内球员年薪不能超过税前500万元。节流是中国足协为推动俱乐部财务平衡迈出的第一步。多位俱乐部投资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限薪限投令有效抑制泡沫，缓解了投资人面临的资金压力。